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当我们可以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人类能变懒吗？******
中新网北京12月10日电 “我对人工智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让人工智能服务好人类，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我们要让其变为现实。”
12月9日，国际人工智能协会前主席约兰达·吉尔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的主题论坛“人工智能引领韧性治理与未来科技”上如是表示。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国际人工智能协会前主席约兰达·吉尔作视频发言。主办方供图在约兰达·吉尔看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提升人类的科研效率。
“现在的科研实验室，90%的时间都是花在了重复性、枯燥的、繁琐的工作，这样的业务模式并不好。”
她指出，科学的效率不应该这么低。“我们必须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枯燥工作，转化为自动化，人类就能够把更多时间花在有趣的事情上。”
这同时意味着，对人类的要求也提高了。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作视频发言。主办方供图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就认为，“当我们看到AI发展能够成为未来科学家的时候、能够成为越来越有用工具的时候，人如果要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其实对我们的科学知识水平、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直言，因为人类要去驾驭一个更有能力、更强大的的工具。“并不是说有了强大的工具，人就可以变得懒惰，人应该变得更聪明。”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我们在呼吁制定国际标准，确保人工智能具有包容性、问责性和韧性。很多人提到人工智能的伦理标准等等，我们认为包容性在政策讨论及实践中都至关重要，所以社会要能够理解其收益和风险。”
显然，人类在获得人工智能“服务”的同时，如何防范由此带来的“风险”同样应引起关注。
约兰达·吉尔直言，安全系统的建立对于人类和设施的安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工操作员的话，它是无法保证安全的。但现在有很多人工智能在安全方面的系统在没有得到足够提前训练的情况下，就被部署出去了，这是非常值得关切的。”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宏江作视频发言。主办方供图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宏江提出，人类在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时，要考虑到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知道自己需要由人类介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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